的確令我不得不回應的一篇：

雅瑜，
你令我不得不立刻給你一個回應。
謝謝你問我　﹣我是否仍然想回國內發展　這個問題。
請不要介意我轉貼你給我梁生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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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你，我百份之一百深深愛香港這一個地方。我亦曾經好肯定自己死忠的程度是足以令我拒絕到海外留學或移居的可能性。

幸運地，我父媽那份中國心，由的出生以前就植根在我心裡面。出生於香港的他們早在七十年代初，大陸改革開放最初段常常回去旅行走走的那種人。那個時候，人民幣貶值厲害，什至是一舊舊磚頭地使用。什至，為家裡第一個小孩（我姐姐）改名的時候也取名「允思」，期望國家可以允許人民自由思想。（不過，因為姐姐是女孩所以之後用了「蘊詩」。）

在這個這樣的環境長大，我５歲時第一個愛上的偶像是蒙古大汗鐵木真。

對於我來說﹣　香港人＝中國人　是非常理所當然。

直至８９年我在電視上看到有個老伯蓋國旗死了，然後爸爸和姐姐穿黑衣服去燭光會．．．，再然後，一家人禽禽青去申請ＢＮＯ．．．我仍然有很深刻的印像。

仰慕是來自距離，恐懼是來自無知和偏見。

曾己何時，我兩上Carrie Li老師的英國文學堂時，她用了多過八十分鐘的時間預言我們將會跟中國大陸的人競爭，而且大部份人也會到國內工作云云。這句話，說了都應驗了。

幸運地，我第一份正式的工作把我一直的想法強化。
政治正確地，我會把中國大陸說為「國內」。中國大陸這四字，很香港的用法。
香港﹣我們成長的地方，我們深愛的香港，早就淪陷了，被世紀的旋渦巨輪捲走。


你去一趟上海，去一趟北京。看看我們是多麼的不合時宜。
是的，我們背負那個身世的重擔，多吃力。

那些什麼什麼Bullshit的政府高官，說上海還有排未可超香港。真氣頂！你試想一想，現在中國每一個年青人都往這個大城市去找機會，幾多個省幾多個市幾多城幾多個縣．．一個香港算是什麼？我們是先頭部隊？還是井底之蛙？聰明的人才早都走了，

香港人早就不看自己的製作（還是看不起），我們留在這裡把鬼咩？


我們老早就有比７９８更７９８的藝術地盤，只是我們親愛的政府高官一手扼殺。(噢，這種有理無理都入哂班政府高官數的指責方式，真是好香港。）
發展還是過度發展？又是這些老問題。每天路過修頓附近,總是被它的鬱結纏擾。


ＰＳ：今早某某電台主持人又提醒了我﹣李連杰跟斯琴高娃拿了金像獎一事之下，這警號又響了。

「．．．　今届获得重要奖项的《投名状》、《门徒》和《姨妈的后现代生活(金像奖完美落幕李连杰斯琴高娃摘得影帝影后)》均为香港与内地合拍,香港电影要依靠内地市场才能重振“东方好莱坞”名声的前景已无可置疑,从本届金像奖的结果中便可瞥出端倪。 」


ＰＰＳ：每次講這話題我成個人也不由自主地震。

ＰＰＰＳ：我原來是看過很多大人回梁生篇文的伸延文章，但就是沒有看過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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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yip chui sze,
kitty send this article to me sometime ago, and i responded with some sharing. Please to share with you as well.

love,
ngayu



Dear Kitty,

梁院長這篇文在明報刊登時我已讀到了。他說的，很多人有同感。而對於我，的確幾震撼。我當時立即把情緒吐在紙上，然後SEND了給在劇場認識的朋友／前輩／同事，然後收到了一些分享，然後感覺再不孤獨，然後再上路。
想也與你及有心人們分享。

加油加油加油

love,
雅瑜

一個處於「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及「第一代在香港出生的中國文化人」夾縫中的小丫頭讀完《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後的告白
文：李雅瑜

同學阿癲有個獨臂朋友ANDY。為了製作阿癲的達達主義道具，我們就去了ANDY的工作坊。那是ANDY住的地方，屋入面有兩條得把聲的狗，廚房的灶要燒柴生火。大門前停的一輛消防車，是ANDY很多年前不知從哪裡駛回來的。
而近日自己也忙於製作殘酷版哈姆雷特，精神及耐性已被發揮得淋漓盡致。然後讀到梁院長這篇文章。然後有點想哭。
自己對梁院長的文章從來都不會如此快撻著，因為他在文化界的過份曝光程度有如PARIS HILTON，對這種在GRAND NARRATIVE裡招搖的人我都不敢輕信。但這次他說的實在太切身，痛亦痛得太切膚。
梁院長寫的，好像真的在我身上應驗。1984年中英簽訂聯合聲明，家母就生了我。1997年，我13歲。呂大樂教授說我是香港的第四代，如果我也算是個文化人，梁院長說我是最後一代了。我這個大不大小不小的年紀，壟統被稱為年青人，剛好卡在時代夾縫中。小時候與哥哥鬥快背誦整段「北漏渡奶」，看方太在亞視及「MUD太」在笑聲教地球教烹飪。初中在劇場裡被進念開苞，然後開始暗戀林先生。大學時代在好戲量攪陰質教育及其他。剛剛畢業到ART CENTRE上班攪IDEA。愛讀的雜誌，竟然就是《城市中國》（大概是因為樓下阿麥書房有售？）另加左眼目光留連在那本極貴貴到買不起的《PROSPECT》。更恐怖的是，我真的已經離開，身在英國了。
我還沒有能力在外頭混飯吃，但我正意識到這是尋找未來的出路。這種不知何去何從，舉著支旗搖擺著猶豫該往哪裡插的感覺很磨人。大二時開始感覺到香港是留不下去的了。在香港，有被困的感覺。無論在哪一個時空都是「錯過」或是「期待」，永遠不能落正在「發生」。我一定要離開。最真誠及直接的理由是，我要出去看看外面正在發生什麼事情。可是現在有人問我，讀完書後要不要留在英國一起攪劇團，我說不。香港是我的家，在這裡拿走有用的材料後，我要回家植根，建立自己。現在書快讀完了，還有四個多月就回家，植根的想像快要實行。然而，回到香港我可以做什麼？我不能輕易地想像得到，回去後哪裡有我的發展空間。藝術行政工作很有價值，然而藝術行政不到最高級也只能受制於MASS SOCIETY的COMMON SENSE，無癮之餘也無奈得很。創作呢？今屆「香港藝術發展獎」的「傑出青年藝術獎」得主個個30多歲。長老們的目光才剛下放到我的前輩，我這小丫頭看來也要修煉多十年才好出聲。
不自扣帽子扮文藝青年了，學蔡錫昌先生說：「我係香港人」。但什麼樣的香港，才是真正的香港？回歸前的香港是經歷過，可是捉不緊，怎麼也感覺是錯過了。因為《長江七號》，在英國這些多雲間中有雨四時天黑的鬱悶日子裡，我找了些周星馳電影看，越看越喜歡他描繪的小人物和無賴。更驚訝地發現，原來我沒有看過《賭聖》。及後記起，原來在我懂事以前已經被當時的學者及家長灌輸了反無厘頭文化的思想。而周星馳是當中的佼佼者，所以周星馳電影會看壞腦，不該看。至於什麼是無厘頭，為什麼要無厘頭等都是不重要的。18年後，環境原來一樣。問卷調查會問你原不原諒陳冠希，但為了什麼原諒，根本生他的什麼氣等也是不重要的。
剩下來讓我下一代吸收的文化是什麼？
香港往哪裡去了？「香港」不在香港又該到哪裡去找？香港是我的家，是我愛的地方，為什麼要有更好的發展，更有趣的事物，就要離開最愛的地方？一邊在指指點點，一邊逃得遠遠，很有獨善其身的感覺。我很心虛。究竟一切是因為我來得太遲，還是我太心急？如果要等還要等多久？在我們的政府決定好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該建什麼前，可不可以讓我們在那塊土地上一直上演等待果佗？
或者每個香港人心目中都有有一座自己的獅子山。無論香港變成怎樣，無論我去到哪裡（如果我能離開），我都感謝曾經出汗去建設土壤的每一位前輩，因為我的現在全建基於過去。只要香港一日不陸沈，一日仍有未來。香港這個概念我一定會好好珍愛。


2008/4/2 kitty tang :
一个最后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
文/梁文道
　　

　　在刚颁布的财政预算案里头，我找到没有人留意的「创意经济」这一节，总共只有两小段，其中第一段有一句非常令人感慨的话﹕「香港在创意经济的多个范畴都居于区内领先地位」。但愿这句话不是财政司长曾俊华先生自己写的，因为它就像威尼斯宣称自己是今日的世界贸易中心一样好笑。的确，香港曾经是区域内的创意经济龙头；同样地，威尼斯也曾经是13世纪的世界贸易重镇。
　　
　　对于不想看太多数字的读者，我可以用一个最现成的例子来说明我的意思。当年张国荣与梅艳芳先后逝世的时候，内地媒体报道的声势之浩大丝毫不逊于香港。最近的「艺人自拍事件」同样也成了全国话题，只是你会在内地的网络论坛上看到有人留下这样的问题﹕「其实阿娇到底是谁呀？我不大弄得清Twins那两个人的分别。」周星驰的近作《长江7号》令很多人感到星爷不再属于香港，其实在其渐渐丧失港味的内容之外，我们更应该看到周星驰的电影制作从幕后到台前终于会有彻底离开香港的一日。从前只有在香港演艺圈混不下去的人才会北上，如今的情势正演变为只有混得好的人才能杀出香港。
　　
　　然后我又在第二段看到这样的一句话﹕「去年11月，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马时亨率领本港的创意产业代表团访问上海，参加一个国际性的创意产业展览，为业界拓展内地市场」。那次活动在号称「上海牛棚」的「1933老场坊」举行，恰巧我也在，还碰到不少朋友，有的做设计，有的做建筑，还有的做戏剧经纪人。但他们不是被马局长率领上来的，而是早已在大陆打下江山，如今以内地代表身分出现的香港人。甚至连活化「1933老场坊」这座古迹的搞手也是香港人。当时我问马时亨﹕「你说怎么办呢？一大批香港精英都走了。」他答道﹕「放心，他们会回来的。」回来？回来养老吗？
　　
　　10年前，荣念曾、胡恩威、陈云和我大概是最早在报刊建议新成立的特区政府要注重创意产业的人，然后又在海峡两岸和他们的官商学界讨论这个当时还算新生的概念，那时不少内地官员只觉得这个念头很有趣。10年后，从北京到深圳，不只出现了大批专责文化创意产业的单位，甚至还有近百个「1933老场坊」这类的创意产业园区。而本来在观念上最领先的香港，现在则有这两段财政预算案上含意可疑的文字。
　　
　　香港有创意产业的社会土壤吗？
　　他们会回来？他们为什么要回来呢？直到今日，你都没办法在无电视上看见香港最出色的音乐录像导演的作品，因为无电视不愿意再花一笔钱向唱片公司购入版权，它宁愿用自己的导演以最低廉的成本再制作一个专供电视播出的版本。香港每年耗用在文化上的公帑超过20亿港币，其中有多少流向艺术家？又有多少成了公务员薪金呢？你去替香港中央图书馆做一场讲座，车马费不过千元；要是在上海图书馆，「劳务费」起码是5000人民币。曾经有朋友替任职机构寻觅一群本地艺术家工作，一个官方的人物居然告诉他﹕「不用给他们太多钱，他们有创作机会就够开心了。」我不知道香港的编剧酬劳特低是否也是这个理由。在香港从事创作就真的要贱到这个地步吗？
　　
　　我不敢像林夕一样建议政府出钱扶助流行音乐产业，我也怕被人骂，我们都不敢犯下叫政府偏离不干预政策的大忌(其实林夕只是说要建一座音乐博物馆)。不，我不想政府再做什么了，因为一切都已经太迟。就像珠三角各个港口快要取代香港了，港珠澳大桥才打算上马一样。
　　
　　我不怕香港人才流失，我只怕没有人要来香港。创意产业靠的主要是人，而这些人，无论是第一线的导演和设计师，还是在后面厚植土壤的艺术家文化人，都很讲究环境。这个环境必须开放包容、多元刺激，有很多和自己一样的人沟通竞争，有很多不一样的事情每天发生。香港是这样的地方吗？我们不要再骗自己，说什么香港是个很多元化的大都会了。香港就算不是一个部落社会，也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的大众社会(mass society)。大部分的本地华裔居民其实都像，我们喜欢的东西是一样的，我们思考的方式是相同的。所以我们的电视有惯性收视，我们的周刊长得都一样。从前搞文学的人办垮了杂志就说香港市场小人口少，700万人真的很少吗？比起北欧国家要少很多吗？光是在纽约，《纽约客》杂志的订户大概就有16万，同类的刊物要是在香港又会有什么命运呢？香港的人口比诸纽约又如何？这其实是一个只有主流没有分众，赢者全赢输者全输的城市。
　　
　　一个良好的创意环境就算给不了太多的钱，至少要给人尊重。北京的报纸评选年度十大人物，作家和艺术家居然占去一半；在香港当作家要受人重视，或许就得卖燕窝广告。
　　
　　再说我所熟悉的媒体。一个学者能凭中央台连续每周地讲《史记》而名扬全国，香港电视台又有「文化味」又受人注意的居然就是《志云饭局》了。坦白说，最近一年，我不只辞去港台《头条新闻》的工作，在内地《南方周末》等报刊上发表文章的次数也快要超过香港了，不是为了那日渐逼近香港的稿费，也不是为了以百万计的发行量，而是为了一种群体理性讨论的氛围。在那里，你或许会遭到很多反驳，但你起码不孤独，而且真有一种我们能够改变现实的感觉。在那里，观念还是被尊重的，观念还是有力量的。
　　
　　走不走？为何走？
　　如果这番话的酸味太重，讲点不扮高深的东西吧。去问问那些不只顾赌波的球迷，香港市面上最好的中文足球杂志是哪一本，他们大概会说是《足球周刊》，一本内地出版的杂志。内地杂志的种类要比香港多，水平要比香港高，这早已不是秘密了。没错，我们拥有全国稀缺的言论自由，但是我们怎样利用这个珍贵的宝藏呢？有一天，当中国真的更开放更自由，香港会不会顺理成章地成为全国的媒体中心、全国的舆论基地呢？
　　
　　每当内地传媒把香港捧成「先锋城市」，要我介绍领略香港文化风味的必游地点时，我都会很心虚。你总不能老叫人去看旺角、兰桂坊、文华酒店、阿麦书房、艺术中心和**烛光晚会吧。凡是本报李照兴周日专栏的读者都晓得，厦门有愈来愈多的「乐活族」开了自己的咖啡小店，云南有一年一度的摇滚音乐盛会，重庆有一条任人挥洒的涂鸦街……
　　李照兴在他新着《潮爆中国》的序言里以一个十分浪漫的说法去形容我们这些在回归前出生的人﹕「最后一代香港人」。我也要用「最后一代香港文化人」去形容我们这群喝《号外》、《年青人周报》和《越界》奶水长大的文化人，以区别开从《城市中国》、《城市画报》与《新周刊》等内地刊物汲取新知的新一代文艺青年。
　　
　　终于到了我们这一代该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了﹕走，还是不走？
　　我不是在抱怨什么，我不怨怪政府，不怨怪商家，更不怨怪我深爱的香港人，真的。我只是想客观地描述现实，这个市场的现实，这个社会的现实，如此而已。这么多年以来，我看着许多朋友把工作重心逐渐北迁，从余力为(贾樟柯的老拍档)到欧阳应霁，从迈克到刘小康，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走，不是因为不感激香港养育我启蒙我的恩德，而是出道近20年了，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为这个地方付出。我们「最后一代香港文化人」可以做的，就是走出香港，然后为接下来的「第一代在香港出生的中国文化人」指路，让他们发现香港以外，世界很大。
　　
　　梁文道
　　牛棚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