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慧麟香港法律的虛偽 ——家暴、淫審、警權、人權

王慧麟香港法律的虛偽 ——家暴、淫審、警權、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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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慧麟香港法律的虛偽 ——家暴、淫審、警權、人權
(明報)1月19日 星期一 05:05

【明報專訊】美國 政治學者亨廷頓病逝後，其提出的文明衝突論再度引起人們關注。他提出的文明衝突論，從大氣候來說，不單主導了近年美國外交，亦把美國新保守主義勃興所帶來的政治、社會、經濟，以至宗教的保守思維，像禽流感 般散播全球。

新保守主義最厲害之處，就是操弄恐懼。凡是與他們不同的文化，即使是西方的進步思維，一律視之為威脅：例如非西方文明威脅自由世界，他們就有責任預先殲滅之；西方文明內的進步思維，如平等、自由、種族、寬容等價值，威脅社會秩序，他們有責任用各種方法，包括法律，來剷除之。現在香港討論的議題，包括家暴及淫審法例的修訂，均出現了部分人結合中西方的法律文明，利用法律作工具，把香港法律宗教化及道德化。這均指涉法律與宗教或法律與道德等大問題，不得不談。先從西方法律傳統談起。

現代西方普通法 的特點，在於「去宗教化」（secularization），又或者稱為世俗化。世俗化定義，言人人殊。從法律歷史的討論來說，則是指政治社會與經濟方面，與宗教的理念、組織與規範分離。

現代社會的構成，與世俗化有莫大關係。因為現代資本主義的建構，來自理性主義。在資本主義未勃興之前，人們對世界的認知，停留於源自宗教對世界的認知。理性主義興起之後，正如社會學家韋伯 （Max Weber）所說，導致所謂的「世界的解咒」（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可勉強解釋為，人們對世界的覺醒。究竟是解什麼咒？就是解除宗教的桎梏。

人們在解咒後，科學作為一種客觀的知識，提供了理性的知識，讓人們逐步認識社會，宗教的角色逐步褪在一旁。另外，由於理性主義的發展，令社會分為不同的生命領域及不同的理性形態，從而影響了一個政權的正當性基礎，包括了法律的正當性。

法律的正當性源於兩個層面：其一，是人們自願接受協議的約束；其二，由一個有正當性的領導組織實施的，而又人們遵從的法律。在一個理性的社會，當價值理性（如宗教、道德等）逐步消減的時候，現代社會的經濟、社會，以及法律的正當性，就由法律所建構及支撐。如此，法律就必須有其理性、獨立的正當性 ，而法律更必須成為一個自主的體系。

然而，為什麼在現代西方文明發展裏中，法律卻被選中，成為了理性的工具？學者Harold Berman指出，在11及12世紀之前，宗教與法律基本上密不可分。但在教王革命（Papah Revolution）後，近世由非宗教控制的所謂世俗國家（state）的觀念開始形成，因為統治者希望擺脫宗教的控制，建構了法治國家（Rechtsstat）的觀念。即是說，世俗國家不單要有常設的法律體制及部門，而且連國家領導都需要服從最高的法律。

例如英國 著名的人權大律師羅伯遜（Geoffrey Robertson）在The Tyrannicide Brief 一書裏說的，就是15世紀審判查理一世「叛國」的案件。當時查理一世說，根據神權法（Divine Law），王室在法律之上，他是一國之君，既代表國家最高權力，也是國家的象徵，他說的話就是法律，邏輯上他怎可能「叛」自己的「國」？後來，查理一世的叛國罪，還是最終成立，也被判以死刑。這案件在英國法律史上很重要：法律之下，即是天子犯法，也是庶民同罪，為日後建立法治國家起重要作用。

現代資本主義社會 宗教法律分開

無論是伯格曼、韋伯以至羅伯遜，都不約而同指涉一個西方法律的重要概念：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構成，既是法律與宗教分開的結果，也是分開的原因。現代英國法學家赫特（Herbert Hart）便提出，法律是由規則所組成的制度，其潛台詞就是法律制度是一個自主的體系，不受外力干涉（如宗教或道德價值）。英國著名大律師彭力克（David Pannick）就認為，因為赫特的分析，解除了束縛，為日後同性戀合法化、平等權利的法律掃除了障礙。

世俗化的社會，強調個人解放，權利申張，也構成現代社會多元、尊重和寬容的價值。二次大戰 後聯合國 《世界人權宣言》其實就是從國際法角度高舉人的價值，進一步肯定人權的普世價值。

問題來了：香港是殖民地，移植英國普通法，本土歷史上沒有擺脫宗教控制法律的歷程。加上殖民地法律本質促進經濟剝削及政治壓迫，令英國普通法內的個人權利的論述，沒有在我們的法律文化中紮根。更重要的是，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在1842年後——英國人容許中國傳統習俗在香港法律應用——仍然影響至現今（如新界條例）。

瞿同祖曾經指出，中國傳統法律的特徵是儒家化。他說，自漢代董仲舒之後，調和了儒法分歧，出現了「以禮入法」，因為刑罰可以維持社會秩序，維護德治，於是魏以後，儒者的倫理思想支配了法典的修訂，即便量刑和審判亦受儒家思想的影響。然而，現在香港法律文化裏的所謂「儒家化」卻與儒學沾不上邊，反而是廉價版的道德秩序，例如在涉及新界條例的案例中，大多數討論的就是爭家產時妻妾兒女的家庭地位等，而平民百姓的所謂道德觀，更只是一味大叫反色情、反同性戀、反賭博等口號。

由於香港的法律本質，表面是英國普通法，內裏卻是壓迫權利的工具；表面是中國法律儒家化，內裏卻是庸俗的君臣父子秩序，於是，香港法律的虛偽性，就在家暴及淫審法例修訂中，表露無遺。反對修法的，就搬出宗教、性濫交、家庭、秩序來批評；支持的卻搬出維護少數權利來阻擋，兩邊談的都是沒有在香港法律文化生根的論述。更可笑的是，政府卻左閃右避，不敢表態，既怕得罪「道德花崗石」，又怕在外國人面前予以反同性戀的壞印象，於是左支右絀，什麼也不敢做！

無力推動權利 大力維持秩序

香港社會沒有出現亨廷頓所說的東西方文化衝突，反而出現了東西方保守文化結合的態勢。近10年來，香港社會在推動權利方面，非常薄弱，卻在維持秩序方面，不遺餘力，例如警方任意拘捕示威者，在警署內涉嫌對示威者無理「剝光豬」；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對香港人權的批評，政府充耳不聞；反對種族歧視條例的起草時，政府竟然主動要求不受約束。更可悲的是，部分泛民立法會 議員，寧願高舉反色情和反賭博的旗幟，對少數人權利（如同性戀者）倒退的問題「得過且過」。而且，更有部分宗教人士，與他們結合，意圖利用「反色情、愛家庭」的口號，操弄中國傳統秩序的觀念，迫使政府逐步走向法律宗教化的道路，把某一種宗教觀念及解釋，利用法律修訂及程序，強加於其他宗教，甚至無宗教信仰的人士身上。泛民議員們，究竟你們的反倒退勇氣，跑到哪裏去？